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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赫尔岑:俄国第一位主义者

时间:2018-01-02 来源:dede58.com浏览次数:184

当代读者,因巴金翻译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而知道这位俄国思想家与作家。1974年,巴金先生着手译此书时已是古稀老人,他曾袒露心迹说:“我每天翻译几百字,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,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,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‘四人帮’的法西斯专政,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长……”

《往事与随想》(亦译《往事与沉思》)是赫尔岑作为历史见证人所写的回忆录,他的家庭和亲友,他的流放和流亡生活,他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被一一记录,让读者看到19世纪20至60年代,俄国沙皇专制政府与反专制力量互相对峙与搏战,西方派与斯拉夫派长期的论争和辩驳,也让读者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忧虑。

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·弗兰克说,《往事与随想》是19世纪各国出版的自传和回忆录中的最佳作品,可与卢梭的《忏悔录》、歌德的《诗与真》媲美。捷克剧作家汤姆·斯托帕的话剧《乌托邦彼岸》(2002)即取材于此书。这部自传主要写于1852至1855年间,后来又用15年时间不断增补,其风格自如流畅,如与读者亲切交谈,娓娓道来,富有魅力。

在沙皇俄国,爱国的仁人志士都难逃坐牢和流放的厄运。1834年,22岁的赫尔岑被捕,然后被流放、监禁,断断续续长达9年之久。一个大学生犯何大罪而遭此迫害?那个大罪便是“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”。他在莫斯科大学与好友奥加廖夫成立了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小组,一天黄昏,哥俩在麻雀山上,怀着“神圣的真诚”,“对整个莫斯科发出誓言,要把一生都献给我们抉择的斗争事业”。

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·赫尔岑(1812—1870) 因反对沙皇专制被流放

俄国历史上,勇敢出来反对专制统治的往往是当时的“愤青”,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年轻一代。

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·赫尔岑,181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,不过,他不能用父姓,因为他是父亲与一名德国女子的私生子,但父亲十分爱他,便为其取“赫尔岑”为姓,是德语“心脏”的俄文音译。他一生从未用过父姓“雅科夫列夫”,写作用过笔名“伊斯坎德尔”,而“赫尔岑”则举世闻名,连马克思、恩格斯都在文章中提到他。

尽管是私生子,赫尔岑幼时在家里还是能养尊处优,他最喜欢的人是家里的保姆、女仆和门房。他爱听保姆讲故事,《往事与随想》一开始就写道:“噢,保姆,请您给我再讲一遍,法国人是怎样进入莫斯科的?”在赫尔岑幼小的心灵里,所谓“下人”是熟悉历史、善讲故事的亲人。拿破仑入侵俄国的1812年,正是赫尔岑诞生之年,母亲抱着他逃离了被大火吞噬的莫斯科,所以他尤爱听保姆讲卫国战争史。他写到:“莫斯科火灾、波罗底诺战役、别列津诺战役、攻占巴黎,这些都是我的摇篮曲,我的保姆的故事,我的《伊利亚德》和《奥德赛》。”在赫尔岑笔下,他的保姆可与诗人荷马相提并论。

甚为可贵的是,赫尔岑从小就养成了不分门第高低、平等待人的品行。他在回忆录中写到,小孩子们喜欢跟仆人们在一起,“因为他们在客厅里会待得腻烦,在备膳室里才会开心”,在厨房与餐厅之间的备膳室,他们与厨师、仆人们活动自如,轻松愉快。当时在俄国,崇洋风气甚浓,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:“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:俄罗斯和欧罗巴。”许多贵族家庭只许子女说法语,孩子们却从仆人那里学会了地道的俄语,赫尔岑也正是从保姆、仆人那里掌握了母语的神韵。

赫尔岑的父亲不喜欢孩子们流露任何感情,把喜形于色、坦率直言都视为“放肆行为”,或许就因身处农奴,有很多时间与淳朴的仆人、保姆生活在一起,赫尔岑那一代的贵族子弟大多有反叛性格,反对家庭的陈规陋习,把俯首恭顺视为“俄国的奴隶心态”。

赫尔岑从一个贵族子弟成长为反专制统治、反农奴制的斗士,走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。“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,他开展了革命活动。”这是列宁的话,他自己也称这一事件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他确实被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壮烈行为所震惊,为他们的失败深感痛惜,对使用霰弹、监牢和绞刑架的所谓“胜利者”则充满仇恨。他和奥加廖夫一起,发誓要完成十二月党人未竟的事业,两人小组成立后,经常吸收别的同学参加,共同探讨政治理想、国家前途,“主义”已是他们常提及的一个诱人而又模糊的概念。

读书与交友,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。圣西门是赫尔岑思想的第一个启发者,这位法国空想主义者的理想——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、不受压迫和剥削并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,对赫尔岑甚有吸引力。法国另一位空想主义者傅立叶,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平等、自由和博爱等口号的虚伪性,也引起赫尔岑的严肃思考。阅读和讨论圣西门、傅立叶以及其他启蒙主义者的著作,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小组活动的重要内容。

与赫尔岑交往密切的朋友中有别林斯基,两人志趣相投,具有共同的政治抱负,并均具反叛性,憎恨黑暗面,并加以揭示和痛斥。因在哲学问题上的歧见,两人曾发生争吵,但最后言归于好。传记作家安年科夫写道:“别林斯基往往炽烈如火,而一发峻厉,不近人情;赫尔岑说话时目光灵动,才华横溢,处处聪敏绝妙,在座人不仅要全神贯注,更要时刻警醒,因为你要时时有备,立即回应。”

在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中,赫尔岑发现这个身体虚弱、经常咳血的友人身上“隐藏着强大的、角斗士般的力量”,用其“非凡的力量和非凡的诗意展开自己的思想”。听他激动地争论、辩驳,见他因病体而沮丧、痛苦,赫尔岑觉得“我是多么爱他,又是多么可怜他”。

流亡异国,心系俄罗斯

35岁以后,赫尔岑基本上生活在西欧,旅居英、法、意等国,被马克思称为“浪迹天涯的哥萨克”。尼古拉一世曾命令他回国,他拒绝后加入瑞士国籍。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,他没有偃旗息鼓,没有赋闲家居,异域环境倒使他能染指的禁脔,可以自己办刊物、做出版。在沙皇俄国,赫尔岑曾发表致亚历山大二世的公开信,除呼吁解放奴隶、要求废除肉体惩罚外,还呼吁言论自由,要求取消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,希望大权在握的沙皇防止因专制统治而招来灾难。

他曾亮明自己的观点:“在任何地方,在所有事件中,都在反对压制的自由一边,在反对偏见的理性一边,在反对狂热的科学一边,在反对落后政府的先进人民一边。”不允许一些著作出版,他就在伦敦办了一个“自由俄国印刷所”,让那些书能见天日。1857年,他创办《警钟》周刊,被大量偷运进,显然要为俄国专制制度敲响丧钟。

列宁称赞《警钟》打破了俄国出版界“奴隶般的沉默”,赫尔岑是“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恶魔的第一人”,是“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”。

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创办的文学年刊《北极星》只出了三期,后来就被处以死刑。1855年赫尔岑也办了文学、政治综合年刊《北极星》,封面上印有雷列耶夫等5位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的侧面像。该刊宣传十二月党人思想,发表在遭禁的文章,如拉季舍夫的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、恰达耶夫的《哲学书简》、别林斯基的《致果戈里的信》,还有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的诗作,这些文章、诗歌传至,如同北极星一样照亮了黑暗中的读者,对俄国文学和思想影响甚巨。

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中,赫尔岑时而被视为西方派,时而被看作斯拉夫派,这恰恰说明他不拘一格,没有局限于两派的思想桎梏之中,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,在他身上最先体现了将西方先进思想与俄国现实状况相结合的特色。他在法国感受过大革命的气氛,信仰过共和主义,希望俄国也来一次革命,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,他确实属于西方派。

1919年,位于列宁格勒(今圣彼得堡)的赫尔岑雕像揭幕。

然而,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打破了他对共和制的幻想,也使他对西欧资产阶级产生失望,觉得俄国不能走西欧的老路,而要开拓自己的道路。他为国家前途殚精竭虑,他说:“令人焦虑的是,历史沿着如此泥泞、荒僻的乡间道路前行,可只有自觉的思考才能踏上正确路线。”

斯拉夫派的保守主义,西方派的民族虚无主义,他都不赞成。斯拉夫派后来转而支持专制制度,忠于东正教,他自然更要反对,批评他们在沙皇身上涂抹“新的圣油”,给思想铐上“新的锁链”,对拜占庭教会表示“新的臣服”。但他仍与斯拉夫派人士频繁接触,听取他们的政治观点,并吸取了斯拉夫派首领的“村社”思想。

在《往事与随想》里,他对两派重要人物都有生动鲜活的描绘,称赞他们都有“对俄罗斯民族、俄国日常生活和俄国思想方式无限的、全身心的爱”,“就像双头鹰,看着不同的方向,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”。他欣喜地回忆在莫斯科的沙龙,两派知识分子精英们在争论、朗读、笑谈,在某家客厅里有霍米亚科夫、康·阿克萨科夫、基列耶夫斯基兄弟,在某家餐厅里有别林斯基、屠格涅夫、巴枯宁、格拉诺夫斯基。

赫尔岑深情地写道:“这样一群天才的、有修养的、全面发展的、纯洁无瑕的人,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。我到过很多地方,经历过各种生活,革命还把我带到最为发达的国家,然而,我还是会问心无愧地重复我的这个看法。”

“俄国第一位主义者”

赫尔岑所赞赏的“村社”,本意为“世界”,后也指“农村公社”,在这种“村社”实行土地公有、劳动组合等原则。赫尔岑虽出身贵族,却对农民、农奴怀有悲悯之情,曾说:“当我看到可怜的农民时,我的心就在流血。对于我的特权我感到羞愧,对于农民的苦难我负有部分责任。”彻底解放农民、农奴是他的夙愿,在了解斯拉夫派的村社思想后,他欣喜地觉得自己发现了“农民主义理想”。

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公开信中,他反复论述村社思想,指出村社不仅是土地公有制,而且是个人与集体的和谐,其核心是人道主义,是“人的价值、地位、幸福和相互关系”;它也是“爱的王国”,“没有中央集权、国家、沙皇或皇帝”,“没有贵族生活”,“所有官员都必须通过选举产生”。他认为,俄国农民天生就是自由的斗士,天生的集体主义者、主义者,俄国应走主义之路。

1894年,恩格斯曾在《论俄国的问题》跋文中引用了赫尔岑关于村社的论述:“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,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,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,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,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矛盾的所在。”恩格斯说,赫尔岑“把事情看得简单”,但“公社”思想已博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思想家的注意和承认。

为实现他心目中的主义,赫尔岑主张革命,但反对暴力。1866年,一个名叫卡拉克佐夫的学生,在圣彼得堡夏园门口开枪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,标志着俄国恐怖主义行为的肇始,赫尔岑谴责这种恐怖手段,把卡拉克佐夫称为“可怜的狂热者”。他亲眼见过1848年法国起义工人被枪杀的血腥场面,因此,反对“走流血的、蛮的爱国主义之路”。

他说:“我们越是深刻地、严肃地审视西方世界,……我们对流血变革的厌恶就越强烈。”他主张自上而下实行改革,和平解放农奴,因此,对持有同样主张的亚历山大二世有好感。1861年,这位沙皇宣布法令废除农奴制,被誉为“解放者”,但后来他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,拒绝进一步改革,并严厉打击进步势力,结果激起民愤,于1881年被刺身亡。

后来人究竟怎样评价赫尔岑呢?

英国思想家以赛亚·伯林在《俄国思想家》一书中,称赫尔岑为“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主张平均地权的主义之父”;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,赫尔岑的主义是“个人主义”、“人格主义”,“他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”;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则认为,“赫尔岑虽然是一位主义者,但他能看到罗曼诺夫王朝君主体制的优点和西方旧文明的长处;他虽然是一位好战的无神论者,却能理解基督教的正面历史意义。他善于高屋建瓴地看待历史。”

有学者探讨俄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始末,指出其基本线索就是:从赫尔岑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农民主义思想发展到民粹主义运动、民主主义、革命党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,他们把赫尔岑称为“俄国第一位主义者”。

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结合

对赫尔岑的主义思想,显然有各种不同的评断,但他作为“伟大的思想家”和“杰出的文学家”则得到公认。

作为思想家,他钻研哲学,并有著述,列宁在读他的哲学著作后说,他达到“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”。他也重视文学,曾说:“对于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,文学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的愤怒与良知的呼喊的讲坛。”

正是为了揭示的不公正、民族的悲惨命运,为了发出愤怒和良知的呼喊,他自己也认真从事文学创作,写下长篇小说《谁之罪?》、中篇小说《克鲁波夫医生》和《偷东西的喜鹊》,还有以书信形式写的《法意书简》和《彼岸书》。

《谁之罪?》是其代表作,讲述三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故事,写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,写他们的精神苦闷,写他们的爱情悲剧。贵族青年别理托夫,尽管才能卓越、抱负远大、向往美好事物,却在令人窒息的里陷入苦闷之中,成了类似普希金笔下叶甫盖尼·奥涅金这样的“多余人”;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天性善良,但在没有希望的生活环境中只能得过且过,沮丧垂泪;柳波尼加追求自由,渴望爱情,结果是一场悲剧。这一切是谁之罪?自然是沙皇专制制度。

赫尔岑也曾是悲剧人物,流放外省,流亡国外,都使他饱尝苦难和痛楚。19世纪50年代初,他的心灵更连续遭到沉重打击。欧洲大革命失败,他情绪低落,家庭不幸又接踵而来。先是妻子与借住在他家的德国诗人赫尔维格相爱(妻子最终还是忠于丈夫),接着是他的母亲和小儿子在一场海难中丧命,患病的妻子受此打击而去世。赫尔岑当时悲痛欲绝,几乎感到一切都倾塌了,革命和事业、家庭和幸福都失去了,就在这种心情中,他从苏黎世迁居伦敦,开始撰写《往事与随想》。1870年,他病逝于巴黎,葬于尼斯,享年58岁。

赫尔岑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,既是文学家,又是思想家,用文学作品、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影响。俄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,尤其由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长期论争,各种思潮激烈交锋,俄国的文学作品已不单纯是文学,而且还“包含着哲学和宗教、艺术和科学、政治和思想的大文化,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,而多为集写作者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哲人,具有代言人和未来预言者双重身份的先知。”(刘文飞:《伊阿诺斯,或双头鹰》)

笔者所撰的“俄国知识分子”系列,之所以包括不少作家和诗人,是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对俄国甚有影响的思想家,这与美国文艺家中较少有思想家的情况有所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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